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剃刀边缘

在北京的金山上(二) - - FT中文网

老愚:指导员对我说:以你的成绩和表现,能去北京已是最好选择。我瞬间体会到柳永“竟无语凝噎”一句的意境。

翌日早晨,当曙光透过玻璃窗照到身上时,火车正疾驰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。

车轮摩擦铁轨的声音原本是单调的,我却听出了其中的旋律。那是二十一岁的人所喜欢的进行曲,雄壮有力,激情四射。

我从几乎落了一层煤渣的几桌上抬起头,揉揉眼睛,注视着迅速爬升的太阳,脑海里浮现出同室男高音模仿帕瓦罗蒂发出的天籁之音:“啊,太阳!我的太阳!”

昨夜梦境连绵,我好像坐过山车一般,从好梦坠入噩梦,又从噩梦跃入好梦。亲友们一一出现在不可思议的场景里。

彼时,大学生即是“国家干部”,属于吃公家饭的人。毕业分配决定着饭碗的含金量,每个人的命运都攥在指导员手里。

从班级组建的那一刻起,我们就已经被标注了政治等级。班长、团支书、好学生之类,跻身第一等级的位置。四年里,我没给指导员送过一份礼物。我以自己的天真断定,他应该是公正无私的。在我的意识里,国家将带学生的使命交给他,他就应该遵从某种起码的职业道德。可我忘记了,他是统治者的监工,负责鉴别良莠,将驯顺者送入高处,把异议者打入地牢。

从进校那一天起,我们就被指导员就封了口,他忠告道:你们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,不能中了社会上错误思潮的毒,谨言慎行,不辜负党和国家的殷切期望和培养。所谓错误思潮,用官方的语言就是——否定社会主义制度,企望用资本主义制度代替之。直白地说,就是要推翻共产党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。西单民主墙、魏京生、竞选等等名词,我是第一次从戴眼镜的指导员嘴里听到的,“民主”“自由”“人权”都是不怀好意的词语,它们皆作为负面形象哐当灌进耳膜。

不幸的是,我竟然被视作一个异端。无非是渴望变革,厌恶思想禁锢,有话就说,从不隐瞒自己对现实的观感罢了。

大学四年,我是在禁锢的囚笼中逐渐觉醒的。这得益于自由交往、社会人士的演讲、偷吃禁果式的阅读,以及出自生命本能的思考。事实上,我们的思想发育和情感发育无不来自自我的摸索。可以说,我们生活于两个平行世界,一个是由考评和掌控组成的社会主义大学教育流程,一个是冰山下的熔浆般的活世界。真正的教育在于驯化兽性,让学生保有人性的天真;而党化教育则是泯灭天真,教你世故和虚伪。四年一觉复旦梦,醒来身在酱缸中。这么一锅煮下来,临近毕业,人性的分野已是泾渭分明。聪明人早早完成了自己的站位,愚笨如我者还在等待命运的召唤。唉,现在想想,这个国家哪有什么命运!一切都是人为设定的,由出身和勾兑决定的。

分配前夕,我隐约感到了诡异的气氛。

我不知道同学们做了什么,但我知道某些能量巨大的父母一定在悄悄做着什么。瘦而高的指导员,镜片后面闪烁的眼神较平日更为玄妙。非沪籍无法留上海,去北京又不知会分到什么单位。其时我希望做一个文学编辑,催生更多出类拔萃的作品。当时曾设想回秦进《延河》编辑部。其实,本地杂志未必乐意接受外埠毕业生,他们更愿意就地取材照顾自己的各种社会关系。一天傍晚,班里那位男同乡找我谈心,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心愿:女友在省城,他要回西安,让我别跟他争回陕西的名额。他慷慨地把赴京工作的好事让给了我。没几天,他又严肃地找我说,人往高处走,他要去北京发展。无奈之下,我只好赌气与其达成共识,由指导员决定去向。那个湿热难捱的夜晚,我眼前浮现出一幅定格在记忆里的图景:1982年的秋天,我们曾并肩走在周原肥沃的土地上,尽情畅想今生的美好前途。大学四年,不知不觉成为陌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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